在全球經濟曲折復蘇的大環境下，數字經濟以數據帶動高水平融合，以創新驅動數字化轉型，以智能引領高質量發展，成為撬動經濟增長的新杠桿，成為各國搶占未來發展主動權的關鍵選擇。“十四五”時期，我國數字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、步入健康發展新階段，要素鏈、產業鏈、價值鏈、制度鏈在相互作用中走向深度耦合。國務院近日印發的《“十四五”數字經濟發展規劃》（以下簡稱《規劃》），順應數字經濟時代需求，緊扣數字經濟特征優勢，從要素、產業、融合、治理等方面系統布局，為“十四五”時期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引。
一、數字經濟是全球未來的發展方向
（一）數字經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必然產物
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，技術進步在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經濟形態的演變升級中，始終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。18世紀中后期，蒸汽動力技術誕生，蒸汽機、紡織機替代了個體工場的手工作業，以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為標志的工業經濟全面開啟。19世紀末，電氣動力技術得以發展，以電力為驅動的自動化流水線生產形成領先優勢。20世紀中期，信息技術、數控技術實現突破，促進了以大規模定制為特征的生產體系變革，通過效率提升和需求引領的顯著優勢創造經濟新價值，以ICT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部門成為經濟新“發動機”和“增長極”。當前，以5G、云計算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，與實體經濟在更大范圍、更寬領域、更深層次融合，催生更多新生產方式、新產業形態、新商業模式和新經濟增長點，推動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大踏步邁進。
（二）數字經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
數字經濟以數據為核心驅動，是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，相較于傳統經濟，發展質量、發展效率和發展動力均具有顯著的優越性。在發展動力方面，數字經濟是零邊際成本效應突出的新型經濟，其市場活動基于數字平臺開展、依賴數字網絡傳遞，在梅特卡夫定律影響下，產出價值與用戶數量的平方成正增長關系，且用戶數量超過某一臨界點后，成本費用無限趨近于零，而產出價值實現爆發式增長。在發展效率方面，數字經濟具有范圍經濟特征，通過平臺化、在線化匯聚大量買家和賣家，實現不同的業務環節和產業鏈條相互滲透、融合，催生出個性化、多樣化產品和服務，越來越多的小眾化、差異化需求得以滿足，大量非主流市場的價值創造形成總量疊加，從而大大超過主流市場，形成“長尾效應”。在發展質量方面，數字經濟是低能耗、低排放、低污染的綠色經濟，依托數字技術改造傳統生產方式，使很多原本在線下進行的活動轉移到線上進行，優化能源消耗和碳排放，減少資源浪費及低效率消耗，促進實現“碳達峰”和“碳中和”。
（三）數字經濟是搶占競爭制高點的戰略選擇
當前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疊加交織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，全球經濟未來發展主動權的競爭焦點日益向數字經濟集中。領先國家和地區紛紛實施前瞻性戰略，加強對數字技術和產業的優先布局，推進數字化應用，強化數據安全流通治理，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。美國推動實施《美國數字經濟議程》《2021年創新和競爭法案》等，聚力人工智能、量子計算、先進制造、5G等關鍵數字技術領域發展。歐盟出臺《塑造歐盟數字未來》《歐洲數據戰略》《歐洲數字主權》《2030數字羅盤》等政策文件，謀劃歐盟數字經濟領域領先優勢。日本提出“互聯工業”“社會 5.0”“數字新政”等戰略，爭取半導體材料、關鍵元器件領域全球領先地位，謀求以數字經濟拉動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。數字經濟作為技術產業主導權的新高地、國際治理話語權的新領域，正推動重塑全球競爭格局。
二、數字經濟加快經濟發展特征轉變、優勢重塑
（一）數據要素價值釋放數字紅利新空間
土地、資本、勞動力是傳統工業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，正面臨土地約束趨緊、資金投入產出率不高、勞動力結構性失衡等日益嚴峻的發展挑戰。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，網絡全面普及、計算無處不在、要素廣泛連接，由此產生源源不斷的數據，成為經濟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驅動。一方面，數據具有突出的乘數效應，數據流帶動資金流、人才流、物資流，不斷突破地域、組織、技術邊界，促進資源配置從單點優化向多點優化演進，從局部優化到全局優化演進，從靜態優化向動態優化演進，顯著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水平。另一方面，數據具備可復制性強、迭代速度快、復用價值高、無限增長和供給等稟賦，數據規模愈大、維度愈多，數據的邊際價值反而成倍增加，從而能夠打破傳統要素有限供給的束縛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充分的要素支持。
（二）數字基礎設施構建經濟運行新動脈
當前，數字技術與信息網絡高度集成，與鐵路、公路、機場等國家重大基礎設施深度融合，與水、電、氣等生活設施廣泛交互，賦予基礎設施全面感知、泛在融合、智能服務的數字化能力，在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戰略性、基礎性和引領性作用。“數據+算力+算法”日益成為基礎設施的通用技術底座，為經濟運行所需的大規模數據流轉提供充分的采集、傳輸、存儲、計算和應用支持，通過數據共享、算力普惠和算法“自助”等服務模式創新，賦予各類經濟主體平等享有數字技術紅利。傳統基礎設施運行的封閉性、不確定性正在被加速破解，數字技術構建的數字孿生空間將基礎設施的物理狀態精準映射，通過模擬運行、敏捷分析和精準決策，實現對基礎設施運行的精準調配和全局優化，為經濟暢通循環奠定了重要基礎。
（三）數字化模式引領經濟發展新形態
數字技術向各行業領域的滲透擴散，加速了產業要素裂變聚合，推動生產力組織方式日益走向平臺化、共享化、智能化，對經濟運行的生產、流通、分配、消費各環節產生深刻影響。平臺化模式正成為產業活動的基本形態，數字平臺開放、共享、協同、去中心化的特征，使得經濟主體互動、生產活動組織、產品服務供給更加敏捷，資源優化配置效率更高，動態響應市場需求的周期更短。共享化模式將共享理念有效轉化為有價值的商業活動，將生產、生活領域的碎片化資源充分整合、彈性配置，改變了固有的產權思維，減少了低效能的資源閑置，激發了中小企業主體乃至個人廣泛參與價值創造、按貢獻獲得公平收益的熱情。智能化模式正在孕育未來發展的新變革，以“黑燈工廠”為代表的智能生產，基于內外部生產數據的融通分析，逐步實現設備精準控制自執行、企業智慧決策自優化和產業鏈協同自適應，正成為引領行業前進的“航向標”。
（四）數字化業態打造經濟增長新動力
數字技術與技術、工藝、知識、流程等的深度融合，引發了多行業系統性、革命性突破，深刻改變傳統行業的鏈條環節、業務形態和服務模式，催生出新的消費理念、商業活動和價值空間，為經濟增長持續注入源頭活水。新興業態融合性特征日益明顯，農業、制造業服務化延伸加快，不同服務業跨界融合成為常態，一二三產業邊界正在消融。新興業態通過數字技術實現服務增值和內容增值，智慧課堂、互聯網醫療、協同辦公、數字娛樂等新興在線服務日新月異，打造傳統行業更多的新屬性標簽，甚至從根本上改變整個行業發展生態。新興業態的場景建設正在興起，以線上線下交互、沉浸式消費體驗、多元化服務供給為特征的場景創新持續演進，正在探索效益更好、價值更高、可持續的商業化途徑，賦能新興業態快速成長。
（五）數字化生產關系定義經濟新規律
數字經濟的生產力水平正在超越傳統工業經濟，不僅大幅提升了經濟活動的價值創造能力，還深刻改變了要素與要素、個體與個體、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關系維度和層次，加速經濟運行機制的變革重構。生產資料所有權和使用權日益分離，以數據為例，數據可能由一群消費者生成，由數字平臺經營者加工處理，形成數據驅動的新服務提供給另一群消費者使用。價值分配機制日益復雜，個人基于數字平臺與企業共享資源、協同創新，既能深度參與生產、按貢獻獲得收益，又能消費產品、促進企業生產價值實現，個人與企業的關系也從雇傭關系向合作關系轉化。交易規則孕育重大改革，數字產品和服務的價值不再由供需均衡時的市場價格決定，而是通過先免費后付費、“羊毛出在豬身上”等更多形式實現，數字貨幣的生產、支付和流通體系正在加快建設，將有可能改變傳統的以紙幣、黃金等為代表的貨幣結構、流通規律和價值形成機制。
三、充分把握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核心要義
“十四五”時期，要以《規劃》為指導，系統布局，重點發力，調動各類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，共同推動要素充分協同、產用銜接互促、供需動態平衡、機制靈活適配，促進實現數字經濟健康發展。
（一）要素為核，加快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
數據要素價值潛力巨大已成為多方共識，數據要素流通需求正被大量激發，但數據要素市場源頭供給、技術工具、制度規范等還不夠充足，流通模式、服務、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仍待增強，許多環節尚無成熟的先例可循。應發揮管理部門的統籌協調作用，在政府數據整合共享、公共數據開發利用、政企數據融通發展等方面先行先試，在分類分級基礎上推動數據匯聚融合、深度加工和增值利用。供給側應加快培育數據流通服務鏈，培育貫穿數據采集、標注、治理、分析、交易到應用等全環節的服務主體，探索基于可信數據空間的服務和交易模式，提升數據要素市場運營能力。需求側應以場景應用為牽引，打造智能制造、數字政府、智慧城市等領域示范場景，提升各類主體管理數據、運用數據、開發數據的能力，激發更多數據要素流通需求。制度側應強化數據權屬、價值評估、定價交易、流通規則等機制創新實踐，保障數據要素市場規范有序發展。
（二）創新為上，打造自立自強數字技術產業創新體系
經過多年的努力，我國創新實力快速提升，數字產業蓬勃發展，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、產業基礎薄弱、產業鏈脆弱的格局尚未從根本上改變，在技術標準、知識產權等方面遭受遏制的局面加劇，走引進吸收、跟蹤模仿的傳統創新道路難以為繼。要增強數字經濟源頭技術供給能力，強化項目、人才、基地、資金等創新要素一體化配置，瞄準關鍵技術瓶頸集中突破，補齊技術短板。要營造開放協同創新生態，構建有利于創新的開放式、協作化、國際化開源平臺，推動創業創新資源要素數字化改造、在線化匯聚和平臺化共享，激發各類主體創新活力。要打造戰略領域競爭優勢，增強關鍵環節競爭力，完善供應鏈體系，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風險抵御能力。要深入發展在線經濟、共享經濟、智能經濟、新個體經濟，加快產品創新、運營優化和商業模式創新，推廣更多應用場景，引領融合性數字產業新方向，打造未來經濟新增長點。
（三）融合為徑，深化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
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和重要內容，也是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。但與消費服務領域相比，我國農業、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仍處于起步期，整體水平仍有待提升。要強化先行企業數字化引領，引導行業龍頭企業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，加快系統整合和數據鏈打通，推動全過程、全環節、全鏈條業務協同和流程再造，全面提升研發、設計、生產、管理和服務的綜合集成能力和智能化水平。要加快中小企業數字化補課，推動中小企業上云用云，促進中小企業生產要素數字化、生產過程柔性化和系統服務集成化，不斷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門檻和成本。此外，還要完善數字化轉型支撐服務生態，釋放大型平臺企業技術、數據、服務等資源優勢，打造多層次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，培育一批數字化轉型服務機構，以數字化服務創新帶動更廣范圍、更高水平、更深層次數字化轉型發展。
（四）改革為要，著力增強數字經濟治理能力
當前，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、新問題。要通過創新數字化治理方式，優化治理手段，構建更加規范有序、公平競爭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。不斷健全數字經濟監管機制，強化跨部門、跨層級、跨區域協同監管，推動政府、平臺、行業協會、資源提供者和消費者共同參與的多方協同治理，提升透明開放監管水平。完善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、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法規，加強行業自律，完善信用體系，保障用戶權益，構建競爭規則共制、商業利益共享的競爭秩序。同時，還應建設性參與多邊數字經濟治理合作機制，推動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規則制定，提供更多中國方案、中國倡議，與世界各國攜手打造開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視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。（張立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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